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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新的小怪物在从时间的子宫里挣脱出来时的骚动,导致了旧秩序的崩溃。

赶快把他完善起来——普通人、正常人、一般人!他的身高、肩宽和胸围该有这些英寸,体重该有这些磅。他必须吃这么多的食物,睡这么多的时间,做这么多的工作,玩这么多,爱这么多,想这么多,作这么多的争论,读这么多的报纸,以及生这么多的子女。随便哪一位,社会经济学教授也可以,快替我们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普通人,下周二三便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实在太需要“他”了。
个人个性跟民主有什么关系?它不可能跟政治和政府有任何关系。它对人们对邻居或对人类的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然而,且慢——它会的。惠特曼说在所有事物里都有一个个性。这不过是老信条。万物起源于上帝,因为如此,万物都有一个个性。
个人进行反抗——这便是有健康迹象的精神病患者。而大众,那人数众多的一群,继续在崇拜偶像,并按照图画在行事,这倒被视为正常。弗洛伊德试图迫使他的病人恢复到正常状态,几乎成功地用乱伦这个妖魔吓唬他们屈服。但是,同实际上的偶像相比,这妖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
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歌,根本就没有什么新人,也没有什么新生儿。
关于性,劳伦斯说道:“她的内心会腾起火焰,首先映亮她的脸庞,然后照耀整个宇宙,那时,你就会说:‘她真可爱,那么楚楚动人。’我们心中被点燃起火焰,对一切的一切充满热情……”“性应该是一种真正的交流,一种真正的同情之流,慷慨而温暖,而不是诡计、心血来潮,或纯粹的威胁力迫。”“眼下,这种轻柔的生理知觉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使我们变得更加温柔,使我们在这巨大的危险即将破裂、行将就木之时,永葆生命的活力。接受你自己和其他生物的性存在吧!不要怕它,不要害怕各种生理功能。”“性是人类生活中很有力度、很有益处,又十分必要的刺激。当我们感觉到它像阳光一样温暖,自然地流经我们全身时,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感激之情的。”
观念的自我就是人性,由概念而产生的自我就是观念的自我——一个虚伪的、可憎的产品。这是从他自己的理解中创造出来的人,这是从他自己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人。这是自觉的我,固定概念和观念的实践,像演员一样装腔作势地表演着,而这就是人性,也是那个美国女作家喋喋不休地谈她孩子的原因。这种健谈是她人性的特殊方面,并向美国的男人表现了她的魅力,他们总是不喜欢真实的存在,偏爱与人性和“自我”打交道,因为人性和自我毕竟是很符合理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取决于因果法则,是安全可靠的。他们是物质论者,认为物质世界是力和物质组成的。
观念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是一个概括,而你却不能把不可交换的东西概括化。
国家是为了对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作适当调节而存在的,并不是为了其他别的目的。国家是一个无生命的空想,民族是一个无生命的空想,民主也是无生命的空想。他们全都是向一个民族的人民提供最低的物质需求的设施。它们只是大旅馆、大招待所而已。在那里,每一个来客都应为它做一些零星的日常事务——要不就是四处闲逛,从而给人一种悠闲自在的印象。正是因为做出了以上这一种贡献,他还得到了适当的膳食供应。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大国,它们不再具有重要意义,除了成为大型的食物委员会和住房委员会以外,而且这些委员会只是为了一群物质口味大致相同的人们而存在着的,无疑它们具有其他意义,无疑17世纪的法兰西公民们还在为他们那些刻在凡尔赛石碑上的丰功伟绩沾沾自喜。可是,人们那种集体的自我表现能力却在日益丧失。不仅如此,人类在集体表现上获得的巨大发展一直在朝着纯个人表现的可能性发展。最高的集体性是以最纯粹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自发性作为真正的目标的,但我们又一次将手段当作目的,以致集体的代表——总统们——并没有被看作是社会机器的主要部分(尽管他们实际上是这样),而被当作理想人物而备受尊祟。该做的事并不是要将国家甚至国际主义这种观念提高到一种新的高度,而是撕去民族主义或国际主义一层层理想的披饰,证明它不过是一种物质设置,向无数人提供衣食住行而已。所提供的住房、食物、运输的方式以及道路的规章,可以按你的需要而各不相同——正如一家大商行,或甚至一家旅馆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与其他同行业的有所不同。不过这就是全部情况。人不再以他的政府形式来表现自己,严格地说,他的总统只不过是他的最高级管事而已。这是演变的实际过程:那个大的集体活动最终仅是纯粹个人的活动的补充。商行也许是庄严肃穆的,但是其中并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听起来有多么愚蠢。说实在的,他只是一家非常之大的商行的头头。他所信奉的上帝是他那惯用手段中最难以容忍的部分。真正的商行也许会吵架和竞争,但是它们不会诉诸武力。为什么?因为它们不是理想上的业务公司,它们仅是讲究实效的物质上的业务公司。只有理想上的业务公司才会开战并凭着所谓高尚的正义感,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杀戮。不过,当一家商行伪装成理想上的业务公司并且按上述方式行事时,那真正是无可容忍的了。
过了很久,我才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将不再对自己的性念头和欲望感到羞耻,它们就是我自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准备接受具有性欲的我,正如同我接受理智的我、精神的我一样。我知道自己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又是那样,但无论怎么样,我总归是我。我的性就是我,正如我的大脑是我一样。谁也不能使我为之感到羞耻。
过去,孩子被认为是“纯真”的,也就是说,他们同动物一样,还没有分裂成主观和客观的意识,而是宇宙间活的连续统一体。这便是纯真无知的基本状况。正是由于这种状况作为意识的根本状况贯穿人生始终,人才得以永葆青春和活力,始终是个真正具有个性的人。人只有在没有意识到自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外界的隔离,没有被分裂成主体和客体,意识中还没有出现我或你,我或它,而是把这些你我它都看成生物的连续统一体,仿佛只由一层薄膜相隔之时,人才是真正的个人。这听起来很荒谬,但却是事实。
还是打消无辜的自然之子的念头吧。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过去没有,将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无论人处在文明的哪个阶段,他都有自己的头脑,也有情欲,而在大脑与激情中间便产生了思想的窝子,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称为主持理想的天使。
还有,正常人会在危机中,如上次大战那样,背叛他们的完全不正常性。这时,正是在这时,那些不安分守己的个人就能够看到正常大众深不可测的精神错乱。这同样适用于今天布尔什维克的歇斯底里——它是歇斯底里,是早期的社会精神病。而最严重的、最后一种精神错乱,将把我们的文明撕成碎片,这就是阶级仇恨的精神病,它却几乎完全是“正常”的、“社会的”事物。它是一种恐惧的状态,可怕的集体恐惧状态。但它绝对是正常人的标志。如果说阶级仇恨不需要存在,这就是不正常的表现。但这却是事实,人与人之间几乎并不存在什么阶级仇恨。这与其说是个人的精神错乱,倒不如说是大众的精神错乱。
还有另一个自我。它和颜善面,合情合理,聪明复杂,充满良好的愿望。这就是已知的“我”,可以被辨认和欣赏的“我”。“我”对自己说:“是的,我知道自己缺乏耐心,对不同观点不懂得宽容。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十分随和,心地比较善良。这种善良使我有时显得有些虚假,可我并不相信什么机械的诚实。有头脑的诚实,也有情感的诚实、感觉的诚实。如果有人对我说谎,我识破了,到底揭不揭穿他却是一个选择问题。如果揭穿他只会破坏他真正的感情,也破坏我自己的情感,那么,当着他的面称他为骗子就是情感上的不诚实。我宁可心里稍稍不诚实,装出自己接受这一谎言。”
毫无疑问,今天的“好人”是经由像卢梭和狄德罗这样的人的大脑和感情中枢的化学成分提炼而成的,所以,这个“好人”的形象经过了100年后才慢慢地臻于完美。然而,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以后,当我们在他衰落时再去认识他时,便会发现原来他是个机器人。
毫无疑问,人的意识里这个新的小“好人”的形象遭到了扭曲,而这便是导致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这个新的小侏儒很快就会从意识的子宫里走出来,走上生活的舞台。一旦他走上舞台,他便会迅速成长,而且很快也会变得像伍德罗?威尔森那样年老昏聩。尽管如此,正是这个新的小怪物在从时间的子宫里挣脱出来时的骚动,导致了旧秩序的崩溃。
好吧,上帝并没有使我们成了瞎子,也没有使我们不舒服或无能为力。我们有自己的圣灵,我们听到它在别的地方,在黑暗之中发出的吠声。
好得很!作为人,作为人类的后裔,我认为唯有遵循这个训导,才算无上荣耀。尽力吧,竭尽全力地去认识我自己,尤其是我身上那个或那些还没被意识接纳的部分。人微不足道,假如不去探险,就不及羊背上的飞虻。要么去探索周围的未知世界,要么是自身的未知世界。
好极了!可还有什么呢?看看另一点点事实吧。罗马原被罐子禁锢着,后来罐子被击为碎片,高度发达的罗马生命之树躺在一边,死掉了。可不久,新的种子又开始萌芽。在龟裂的土壤中,孕育着基督教的小树,它细小而微贱,几乎难以识辨。在屠杀和动乱留下的荒野里,那些因过于卑微而免遭劫掠的寺院,始终把人类不朽的艰辛努力之火维持不灭,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几个可怜的主教,奔走于动乱之中,联络思想家以及传道士的勇气。一些被冲得七零八落的人找到了一条通往上帝的新径,一条探求生命之源的道路。他们为重新同上帝取得联系而欣喜,为找到新路,使知识之火不灭而兴奋不已。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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