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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

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看能不能摸到一点风声。如果大势去了,我还得到孙之华家去拜个年。门难进,那也不得不进,至少我还没跟他撕开脸吧。门再难进也得进啊,只要他不把我拒之门外,看一看脸色也是应该的,不然我就真的撞跌停板了,玩完了。玩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想都不敢想。到了正月初二正准备去孙之华家,钟天佑打电话来说,明天同乡聚会,要我在随园宾馆门口等。我忙问:“小朱去不去?”他说:“有空他就来了。”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了随园宾馆,口袋里装了四千块钱,准备抢着买单,不一会钟处长开车来了,招呼我上车,谁知旁边还有两个人也是上他的车的,上了车我说:“不在随园?”钟处长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又说:“文副省长今天可能会来。”到了城郊的丘山酒家下了车,已经来了几辆车。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家乡的酒楼。”就上了二楼。朱秘书果然在,我想,这是天要助我啊!老板来了,对着我们几个抱拳打拱,说:“今天大家看得起我一个做生意的人,让我作了这个东,这是给我脸啊!我特地请了做国宴的厨师来了。”中午就我们两桌,其它人一概不接待。大家相互认识了,大都是厅长一级的人物,只有我最不起眼。我的名片有上拿和下拿两种拿法,我把一叠名片拿出来,从下面抽出来,是博士导师,跟大家交换了。大家说着话,等文副省长来。我凑到小朱身边说:“卫生厅最近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在上面知道不?”他说:“也知道一点。”我说:“不知道风到底哪边吹?你不知道我们办事的人有好难,踩一步都是地雷,今天不爆明天也是要爆的。”他说:“省里还没讨论。”我说:“有那么一点点意向也是好的。”他指了钟处长说:“那你要问他。”钟处长说:“还没讨论。我们到时候提了方案,等上面批了,还要考虑人大会议能不能通过。”我说:“钟处长透一口气给我们办事的人,我们也好做人一点。”钟处长说:“真没有什么气可透的。”小朱说:“池处长你按组织原则办事,今天谁当家你就听谁的。”我觉得这句话倒有了一点意味。人家做干部工作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这么一点意思,就算一个信息了。我也不再追问,反正是不去孙之华家了。
我准备第二天把信发出去,贴邮票用的手套都准备好了。这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去监察室找小莫,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马厅长。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侧了身子等他过去,叫了一声:“马厅长。”他叫一声“小池”,又笑一笑,就过去了。他那么一笑我觉得颇有深意,是不是知道我在干什么,把我看透了?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还是放心不下,总感到那一笑有一种神秘感。可这只是一瞬间的印象,我反复回想那种笑的意味,越想越模糊又越神秘。我给自己打气说:“吓自己干什么?”可越是安慰自己,心里就越紧张,一时似乎失去了勇气。我反复对自己说:“要相信科学。”无论如何,马厅长都不可能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我才安心了一点,准备按计划行事。可就在这天晚上,我从晏老师家下棋回来,一进门就感到董柳的神态不对,我陪笑说:“今天还不算晚吧?”她不做声。我去拍她的肩,她一下把我的手甩开了。火气不小!我说:“又怎么呢?”她说:“问你自己!”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一波生下来不久吧,我在董柳面前就变得非常被动了,总是逃不脱被抱怨和指责的命运。我反抗了几次,没有用,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被动。我感到悲哀,一个男人!可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局面,我的确也对不起妻子儿子。我陪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她生硬地说:“你做的好事!”我吃了一惊,想到了那封信。我说:“我又做了什么坏事?”她说:“你从来没做过坏事,全部是好事!你还让不让我和一波活?”我陪笑说:“这么重的话,怎么说出来的?”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张纸说:“这总不是别人塞到我们家里来的吧!”我上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随手就塞在毯子底下,不料被她看见了。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还到上面去告状,缺氧了吧你!只要转下来一查就知道是你,你以为别人像你这么蠢!”我说:“我一没写名字,二没暗示自己的身份,连指纹印都用抹布抹掉了,谁会知道?”她不屑地嘿嘿几声,我心里直发冷。她说:“谁会知道?我就知道!卫生厅除了池大为谁还会做这样的蠢事?你以为领导不会看人,他不会看人他能当领导?”我说:“万无一失。”就把前前后后的事都对她讲了。她说:“大为我跟你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我马上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那些病人有好苦,我是跟你说过的。我们这些人,平时自己忍忍也就算了,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认一认真的。”她马上说:“如今的事能认真吗,傻瓜才认真!要说讲良心首先要对自己家里人讲!对自己家里的人不讲良心的人,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良心。”我用力挥一挥手说:“这件事你就当不知道。”她望着我,我望着她,两个人好像第一次认识似的。好一会她叫了一声:“大为!”双手扶着床沿,慢慢地跪了下去,膝盖在水泥地上移动着,把脸转向了我。我心中猛地跳着,像有一只手用力地扼住了我的喉咙,冲上去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她挣扎着又跪在地上,双手扶着床沿,指甲用力地掐进木头里面去,说:“你今天不答应了我,我就这样到天亮。”我说:“答应你答应你答应你!你把这封信撕了。”我去搀她,她扶着床沿不肯松手,说:“还有!这封是复印的。”我打开抽屉把那几封信拿出来,塞到她手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床沿的油漆被掐掉了几小块,留下几个鲜明的指甲印。她站起来,坐在床上,拿起一封信,也不拆开,慢慢地撕了,撕得粉碎,然后又拿起第二封。最后一小堆碎纸堆在床上,看去像一个小坟堆似的。这时父亲的坟堆也在我心中浮现出来,我眼泪一涌,在泪水朦胧之中两个坟堆一虚一实,叠印在一起,都不甚分明。
我总感到马厅长“知道了”三个字是有份量的,但想不透。马厅长会不会想着我是一个小人,为了保自己就把别人推了出来,所以他不置可否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这样我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面也许还有什么内容,他明白了,但不点破。那内容又是什么呢?我得想想,好好想想。
我走到大院门口,想走到街上去。刚出了门,忽然感到外面的世界非常空洞,又转了回来,在院子里转了几圈。院子里静悄悄的,月光把我的身影投在地上,我想着现在只有它能理解我了。我晃了晃身子,影子也动了动。我暗自叹了一声:“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又望着影子摇摇头,“无人省!”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多钟,犹豫了一下,还是向晏老师家走去。
我走在大街上,想体会一下自己对世界的感觉。眼前的一切并不奇怪,都很正常。下夜班的人在等车,高声议论什么。一对恋人手牵手缓缓走过去。洒水车开过来,放着轻柔的音乐。骑单车的人把铃按得飞响,一闪而过。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一长一短,忽然有了一种可怜自己的意思。我并不傻,可就像被什么东西罩住了似的,伸不出头!要说怨谁吧,谁也怨不着。那么怨自己,可自己又错在哪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要把自己的头摁下去,摁下去,拼命挣扎着想抬起来,却还要再摁下去摁下去。你不知道是谁在这么用力地摁着你,可他就是死死地摁着不松手。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设想也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越想做点什么,就越没有什么给你做,你越想把腰挺起来,就越叫你挺不起来,心里空荡荡的过了这么几年,根本没在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滋味真不是滋味啊。读书时的理想一点都没有实现,相反,那理想本身倒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抓不住了。剩下的就想做个好人,相信总有公正在时间路口等待吧。现在连这点信念都变得犹豫起来。有谁理解自己,又有什么在等待?连董柳也不愿理解,不愿等待,那么还能指望谁来理解谁在等待?那么还剩下什么?就是眼皮底下那点东西,董柳看见的那点东西。我并不傻,我看得见路在哪里,可是我迈不出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如此现实地去设想人生,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你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的瞬间,在那个空间的角落生存着的你,如此而已。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可是,我凭什么拒绝,凭什么反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需要一种拒绝的理由,一个反抗的支点,我找不到这个支点,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天啊,给我一个支点吧。
我作了报告后,台下一片议论。“我们这个班子与改革共存亡!”这是报告中最有份量的一句话,大家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句话。看大家兴奋的神态,我感到这件事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心里原来的一点不踏实也踏实了。我在这个位子上,又岂能做个守成之人?多年怀着抱负想做成一点事,现在是时候了。这件事做好了,让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没了根底,说不定经验还会向全省推广呢。
勿言一信向天飞
夕阳的殷红像是从它后面流出来的,有着透明的感觉和立体的意味。它在群山之巅一动不动,沉静地注目人间。那边是它,这边是我,我们面对面相望,像有着一场无声的对话。站在这里,我相信世界上还有着一种不可描述的声音,不可解释的力量,那是超越经验的价值之源。夕阳的下面是一线红云,非常平整地舒展开去,像一只巨大的盘子,托住了那一轮金球。忽然,似乎有一只巨掌在下面猛地一拉,夕阳震动了一下,有一半就沉到云彩之中去了。剩下的那个半圆,光芒就强烈了起来,一线一线地喷射着,把山峰切割成一阴一阳的两个部分,群山之巅被染成了金色。终于,无可抗拒地,那金球全部沉到红云之中去了,云彩在瞬间变成了金色,中间的一块亮得透明,好像马上就会燃烧起来。透明的亮点在剧烈地沸腾,往两边伸延开去,刹那间,那一线云都翻滚起来,似乎要把群山,把我也裹了进去。夕阳在云层中挣扎着,把金色的云撕开了几个小孔,把这个千年最后的光射了出来。在云彩的下面,露出了一线弧形的轮廊,渐渐地生成一个半圆,往群山之中坠落,最后,在山峰之间剩下出一个金色的小块,一注阳光正对着我射过来,我似乎可能在这束光的牵引之下,腾空而起,融到夕阳之中去。这时,树丛中飞起了无数的小鸟,喳喳地叫着,争先恐后地朝着那一注光飞了过去,刹时融到光芒之中去了。紧接着,那一注光也消失了。山峰之上晚霞连成一片,使人感到了浪漫的神秘。然后,我还没来得及感觉,暮色四合,苍茫中大山隐去了黛绿,只剩下沉寂的轮廓。在无边的沉寂之中,一种声音在萌发着,聚汇着,由朦胧而清晰,缓慢而坚定地浮了上来。
下班的时候我刚出门,正好碰见了马厅长,我还没说话呢,马厅长和气地说:“小池,好几天没看见你了,近来工作还好吧?”我说:“还好。”他点头笑着说:“还好就好,还好就好。”似乎是不经意地碰了碰我的手,又跟别人说话去了。马厅长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也许他并没有像我设想的那样生我的气,是我自己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那么多人来批评我,又有大徐和小莫造成的那种神秘气氛,使我不得不那样去想。这样我对马厅长又感到了一种亲切,以至有了一种温情的感动。那些人张牙舞爪对着我,都是做给领导看的,可领导对我却没有偏见。我把马厅长刚才的神态反复回想,反复揣摩,觉得自己的领会并没有错。我的心情一下开朗了,感到了压力的释放。这样一来又觉得挺对不起马厅长的,领导还是好领导,我怎么能用那么挑剔的眼光去看他呢?是他看得起我把我留在厅里工作的,也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可不能对不起他啊!于是我又有了一种新的心理压力,感到了负疚。心中崩紧的弦松了,我就在心里作了决定,如果丁小槐再对我有什么挑衅,我非把他顶到墙上去不可,我现在有了勇气。这样想着我意识到领导身上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们一句话一种神态可以使人充满勇气和自信,也可以使人感到沮丧和卑微,一个人的份量,他的人格定位,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定了下来。我对同事的态度,还要由那句话那种神态的意味来决定,真是奇妙无比。这种奇妙无比的力量,真是魅力无穷啊。
下了班我在门口碰见了小龚,他好像是偶然碰见了我,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他说:“池厅长您今天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大家都很兴奋,把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我笑了说:“有那么严重,原子弹!”他说:“能在您这样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手下工作,我都觉得很幸运。”我说:“其实我是想省点事,我管不了那么多处室,厅里几个人也管不了那么宽。”又说:“我向陆主席推荐推荐,就让你们几个年轻人来整理大家的意见。”他说:“那我还是有点……怕。本来是大家的意见,有人说是我弄出来的,那我就吃不消呢。”我说:“厅里支持你,你怕谁?谁害怕群众的监督,那他是心中有鬼,那我倒要查查他的底细了。”他说:“厅里真有这样的决心?”我说:“你说呢?”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这是第一步。成功了还要走第二步,还政于民。这也不是我的创造,宪法上第一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说了就得管用,这样以权谋私就没有基础了。我们当领导的没有私心,不要特殊利益,压着大家不让说话干什么?都快二十一世纪了,还用孔夫子上智下愚那一套吗?在那个套子里再怎么滚也滚不出真正的名堂来,更不用说彻底反腐败了。”他望着我,不认识似的。我说:“你以为我说着玩的?改革改革,不从这里下手,那个改革也走不了多远。”
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听见有人在叫我:“大为,大为!”一看竟是许小曼。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我找到那一头去了。”那一头是卧铺车厢。这样我感到非常惭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这时忽然来了灵感,我说:“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脚都坐肿了。”许小曼说:“大为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我说:“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不会着急。”我看她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也一点没变”,可说不出口,那太虚伪了,就说:“你也没怎么变,许小曼还是许小曼。”她果然很高兴说:“是吗?发胖了,孩子也有六七岁了。”出了站有车在等她,我说:“领导到底是领导。”上了车我等着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反正是要问的,可她就是不问。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问她。我们谈到这个那个同学,就是不说自己。我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进了大门我说:“在卫生系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到部里来,好像是个神圣的地方,你们天天在部里泡着,我看来就像泡在蜜糖罐里一样。”她说:“你们厅里经常有人来办事。”这么一说我知道她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说:“是那些当官的。”说了这句话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卸下了一个包袱,把谈话的障碍扫除了。她果然抓住这个话头说:“还在中医学会?”我说:“都四五年了。”这时下了车,她把我安顿到房间说:“我特地叫你早一天来。”又说:“有时候也要动一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想要才会有,而且想要就会有,你试一试。”我说:“没那份天才,我还是写几篇文章算了。”她说:“文章要写,别的东西也不能没有。有了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谈到这个话题我很惭愧,可实在不能不谈。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我笑了说:“这间房子里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类型都包括了。”她有点忧郁地望着我说:“大为你跟我说话也耍贫嘴?”我本来想故作豁达掩饰自己的处境,她这么一说,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把她推远了。我说:“那我们好好说话。我真的没想到当年的许小曼有朝一日会当个处长,三十刚冒头就当了处长。”她说:“说起来吧,处长就那么回事,可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比没那么回事总好点。一个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个心思,他心思往左边一转,你就荣了,右边一转,你就枯了,一荣一枯,天堂地狱,想想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吧。我们的大多数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边转,如果往右边一转,完了。有时候一个眼神不对你都完了,完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的。”我说:“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我的历史。我这几年烧水都会烧糊,买盐都会生蛆。”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给她说了。她听了没做声,半天说:“大为啊。”我说:“其实我也不蠢,我明白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心里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说:“对你我就不那么绕着弯子说话了,我不怕说得你痛。从前有个农夫赶着一头驴走在山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农夫鞭子打着驴要它贴着石壁走,驴偏要靠外边走,怎么抽它都不行。最后驴掉下了深渊,农夫叹息一声说,你胜利了,你胜利了!人那么倔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要别人这么说,我早就踹他一脚了,但许小曼说了我没反感,我自嘲地笑一声说:“什么时候寻把草来喂喂我吧。”她说:“你挡着自己干什么,该出手时要出手。”她凌空一抓,飞快地做了一个出手的动作,又缩了回去。我心中一惊,没想到许小曼也有这么一种姿态。我说:“没想到许小曼也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她说:“谁也不是生活在云里,突然掉到人间来的,开始的时候,谁没一点心理障碍?我们这些人,谁没有一点骄傲?可守着这点骄傲,舍不得委屈自己,那怎么办?要世界来迁就自己,那不可能。”
下了楼董柳说:“我心里闷。”就出了大院来到街上。董柳说:“你抱着我一波。”我说:“这么大了让他自己走。”她说:“叫你抱着你就抱着,自己的儿子,累死了你吧。”又说:“我沤了一肚子气。刚才我进去看一波,强强骑在他身上,我要拉开他还不让,说一波当马,他当骑士。人家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强霸,我恨不得一个耳光打他在地上变朵花。”我说:“真的?”下意识地把拳头捏了捏,“它妈的。”又明白骂没有用,捏拳手也没有用,捏什么骂什么都没有用,只有到更高的份上才是真的。董柳说:“一波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比他还大些,他要骑你,你不会骑他!你怕他?”一波委屈着不做声。我说:“一波你从来不怕爸爸,什么时候你谁也不怕了,爸爸就高兴了。”说着这话我的鼻子直发酸。董柳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遗传就这么厉害!我一波不知道还能扳过来不,不然我这一辈子就黑到头了。反正有一条,他爸爸有什么,他就不能有什么,他爸爸没什么,他就一定得有什么。你看丁小槐的脚那一踮一踮的派头,我口里喊他丁处长,心里喊他丁小鬼。”又说:“自己住在简子楼里,还要替人家住二室一厅套间的人着急抱委屈,我气饱了。一波你也不跟我争口气,他要学骑你,你偏不肯,还要骑你就咬他一口,让他知道你是老虎,他敢骑老虎!”一波说:“咬人老师会批评的。”我把一波放下来牵着走说:“他太小了你别灌输这样的思想。”董柳说:“反正你不咬他他就要咬你,没办法。”又说:“你这个人,既然已经进去了,脸上就放生动点,嘴巴也便利点,走人家也走出一点效果来。从头到尾那是那是,那是什么,那是个屁!是屁也要放两个不同的呀!”我说:“董柳你什么时候学得张牙舞爪的?”她说:“那是那是,那是逼出来的,不是跟了你,也不会这样。”我说:“要我对别人点头哈腰,装个奴才,我还不如去抱八十岁的老太婆。”她笑了说:“谁也没叫你点头哈腰。”我做出点头哈腰的动作说:“一定要这样才叫点头哈腰?老是察颜观色顺着别人的意思讲话,比点头哈腰还点头哈腰。”她说:“按你这个想法,我看你一辈子就吹灯拨蜡了,我们一家都跌到黑井里了。这点委屈也算委屈?人家端尿盆屎盆的都有,天天来送皮蛋稀饭的就更不用说了,医院里我看得多了。我看你重新做人是在嘴巴两片皮上,心里没服气,更没融到血液中去。要融到血液中骨髓中去了,那才叫脱胎换骨。不变就不变,要变就变到底,悬在中间,算怎么回事?幸亏前天还没进马厅长的门,不然按你这个样子,一次就玩完了。东山再起,哪年哪月?”我笑了说:“没听说老婆叫丈夫脱胎换骨做小人的。”她说:“那你要看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我不怕你做小人,不怕你不是个人才,只怕你不是个奴才。说真的!反正一句话,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不能窝窝囊囊别别扭扭糊糊涂涂凑凑合合活了这一辈子。”
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冯其乐说:“改革的力度太大了,恐怕大家一时也受不了,我想还是循序渐进可能稳妥些,你看呢?”他说:“慢慢来,慢慢来,毕其功于一役,不说大家受不了,连我都受不了。我是不是跟不上形势了?”跟他达成了默契,我又把话对丘立原说了,他说:“池厅长你锐意改革,我还是举双手赞成的,只有个别地方我觉得调整一下更好,你说慢慢来,那我们就慢慢来吧。什么时候你一声令下快马加鞭,我肯定是跟得上的。”我看着他笑眯眯的脸,心想,从这脸上谁看得出他的想法?这张脸几十年来已经是千锤百炼了。
下午刚下班回家,楼下就有汽车喇叭响,董柳探头到窗外瞧了瞧说:“任志强来了。”我说:“我们自己去,要接干什么!”说着任志强进来了,车钥匙套在手指上,在眼前晃来晃去,头随着钥匙的移动一摆一摆的。董卉腆着肚子跟在后面。任志强说:“妈,我特地来接您,给您祝寿,六十是大寿啊!”岳母说:“志强你开车要小心,你现在是快做父亲的人了。”任志强说:“妈,您说的我敢不听?等会瞧我开车吧,保证比蚂蚁还慢,够小心吧!”我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嘴角一抿,想显出那种不冷不热深不可测冷眼旁观的笑意,可刚刚显出来又马上感到了不合适。我有这个心理优势吗?凭什么?我弄不懂自己。一辆车有什么了不起,有几个钱又有什么了不起?可我怎么会失去居高临下的勇气?我不明白自己。可我确切地感到,不知为什么,我与任志强在心理上的那种位置关系,在不觉之间发生了难以说明的变化,这点变化让我那点深不可测的笑意挂不到脸上来。任志强对董柳说:“姐姐,有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呢,蒋经理他比我高了那一篾片,他就开本田,我只有丰田。过几个月房子建好了,他住三楼,把我挤到五楼去了。这一篾片,硬是气死人。他是个职业革命家,他懂业务?不是我把货款搞定了,他开车?他住新房子?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两年计划,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副字去掉。前面给你缀一个副字,一点做人的感受都没有。我就知道林彪他为什么拼死拼命也要搞政变了。副主席,他睡得着?”董柳说:“你有什么办法去掉?也给大家介绍介绍,让我们大家也学一学。”说着眼睛往我身上一轮。我拿起一张报纸,展开了遮住半个身子,靠在床上看,口里说:“报上说北京上海都刮起了抢购风,大概要刮到我们这里来了,要买什么就赶快。”董柳没听见似的,催任志强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任志强说:“姐夫在机关工作,还要我讲?是吧,姐夫?”我说:“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任志强说:“首先要给关键的领导一个好印象吧,这算经验?姐夫又要骂我了,这算经验?我们小人物只能围着地球转,总不能要地球围着自己转吧。这算经验?”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前几天他哥哥带着儿子去县长家去拜年,县长家养了几只乌龟,儿子就抓在手上玩,有只乌龟爬到床下面去了,就钻到床下去捉。出门时告诉爸爸,床下摆满了酒。哥哥刚好是送了一对茅台,心里就后悔了,没送到点子上。他说完总结说:“一点小事也要站在人家的角度反复考虑,要特别到位才行。看起来送东西是跟不上时代了。这算经验?”董卉说:“你侄儿还机灵呢,知道出了门再讲,才四岁呢。”岳母说:“那他将来也是一块当官的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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